8年前的这一天，正是郑欣淼开始“执掌”故宫博物院的日子。从此，他积极倡导“故宫学”，并于去年积极促成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的“破冰之旅”。今年，两岸故宫博物院又组织了“温故而知新”、重走文物南迁路的活动。

    10月13日，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做客本报《文化讲坛》，围绕故宫的历史文化内涵、抗战文物南迁、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等问题，给现场听众以及广大网民做了一场精彩演讲，并回答提问。以下为演讲摘编。

    今年是故宫建成590周年，故宫博物院成立85周年。

    故宫是今人对它的称呼，明清两代时叫紫禁城。我们谈故宫时，往往包含三重含义：作为体现“非壮丽无以重威”、皇权至上，代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最高水平的建筑群；作为中国历代皇家文物、特别是清宫文物收藏的重地；作为见证中国封建权力中心变迁，以及宫廷文化延续的历史缩影。

    因为身处封建社会末期，它是中国封建制最后的、最完备、最特殊的表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见证与载体。

    故宫博物院建院历史不长，是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把末代皇帝赶出皇宫后的事，但却反映出了当时中国人对历史和文物认识的高度。它的命运也随着中国现代历史进程而起伏。

    文物南迁

    培育了故宫精神

    关于故宫，大家都比较关心文物。当我们津津乐道故宫现有150万件（套）藏品时，却不得不提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故事。正因为这次文物大迁移，才使得大量文物避免了战火的破坏，也直接导致了“一宫两院”的隔海相望。

    文物南迁，从“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筹备，1932年装箱，决定运往上海租界存放。当走到南京时，有人反对，觉得去租界存放文物，很没面子。两方意见僵持不下，最后，继续运到上海，同时在南京修保管库。1937年底，由上海运到南京存放的文物，又分三路先后西迁避敌。

    第一批走南路，共80箱。从南京到汉口，改用火车运到长沙，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存了5个月，后到贵阳、安顺，最后又疏散到四川。

    第二批走中路，文物最多，9331箱。从南京到汉口，又从汉口到宜昌，再从宜昌到重庆。由于重庆轰炸得比较厉害，以后又疏散到四川乐山的安谷乡。

    第三批走北路，7287箱。从南京用火车运到徐州，从徐州经陇海线又到宝鸡、汉中。在汉中待了一段时间，又运到成都，最后运到四川峨眉县。

    抗战胜利以后，文物开始东归。东归之路很复杂，相对也是比较安全的：先集中到重庆，再分批运回南京。新中国成立后，文物分批北返，1950年时从南京运回第一批1500箱，到1953年又运了一大批。

    抗战期间，故宫南迁文物13000多箱，再加上其他单位的文物，数量相当大。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光是中国，欧洲不少国家也都进行了文物迁移，但都没有像中国、特别是以故宫为主的这样的文物大迁徙。

    我做了一个比较。在时间上，我们动手早，持续长。美国、苏联是在1941年受到德军、日军攻击后才着手文物档案等的安全转移；在空间上，中国幅员辽阔，古物文物穿越南北，横跨东西，播迁不断；在保护任务上，我们数量众多，欧洲各国的文物转移难度不可与我们同日而语；在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集中了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现在，重走文物南迁路，有飞机、高速公路，也走得不容易，何况那时？

    故宫文物南迁和保护是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民抗战的生动体现。

    这也直接培育和强化了故宫人视国宝为生命的典守精神。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洗礼。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进一步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空前的警醒和团结。故宫同仁在这一抗日洪流中，在保护国宝的实际工作中，在本院已有精神资源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故宫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