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张立岳，张村乡大山前村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过三十，担任着村委主任。他是为了给一位村民鸣冤，让我帮他写一份材料，才托人找到我的。我不但没有给他写，还对他的态度显得很傲慢。我说他们是利用我，想拿我作挡箭牌，把我往火苗上推。

不管我怎样说，他都认了。他没有生气，后来，他主动去找我，再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以至发展成了分不开的朋友。

 数年间，我们一直是君子之交，彼此间均无索求，只是两个人一见面就高兴，一谈话就激动。一直处于一种相互激励的状态。多数时间是我在他家吃饭。一个花生米，半瓶老白干，我们能喝得兴高采烈。数个春节，大年初一下午，我去给他父母拜年。因为大年初一那一天，走亲访友的主要任务是磕头，空着手去，不管到那，都可以白吃白喝。他初四或初五去看望我的母亲。他去的时候，背两瓶老白干，两份方酥。给我母亲磕过头后，放下一份方酥，一瓶老白干；拎着剩下的东西，到我的土屋里，我们喝着老白干配着方酥聊天。我们两村相距三里，许多次，他都深夜才骑着自行车回家。

当时我穷，他也不富。他虽为六百多口人的当家人，但浑身上下冒酸气。有两件事让我记下了他当时的窘态，也记下了他正直的品格。一次是月光下我送他出门，不小心踩住了他的拖鞋，结果把他的拖鞋带子踩坏了。见状，他干脆把两只拖鞋挟到了自行车的后座上。这时候，我发现他另一只拖鞋的带子仅剩下一股筯。于是我清楚，他原来的那只拖鞋也不过如此。还有一件事是他经常骑的那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什么地方都响。前后没有刹车，需要刹车的时候，只能用前脚擦住自行车的前轮子。假如上帝赋予他另一种品格，我想他绝不会穷困至此。

 同他交往起来很舒心。我去拜访他，不管他是在村委会还是在家里，他总是很用心地接待我，每一次都谈的推心置腹。他总是以《三国演义》里的卧龙、凤雉、徐庶一样的人来鼓励我。他的话中之意是：天道酬勤，你肯定会有出头之日。老实说，当时很少有人把我看成一个正常人，他能这样鼓励我，让我真正得到了感情的温暖和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可。同时，他还力所能及地在生活上照顾我。因我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写作上，田地荒芜，年年欠收，他经常把他自己的花生、红薯、玉米、小米一类粮食送给我。尤其是他担任村支书后，在大多数人都不敢走近我的时候，他却把我敬为座上宾，这让好些人都难以接受。也有说他是喝了我的迷魂汤。可不管社会上怎样说他和我，他对我的热忱始终不减。特别是在我的婚姻大事上，在所有人的眼睛里，像我这样的人，打光棍是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情，可他一直在为我作着努力。他的内心世界让我很感动。我想：”一个自己本不富的人，再去帮助别人，等于是把自己并不多余的血抽出来，输到别人的血管里。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的友谊经受了数十年考验，荣辱与共，风雨同担。因此，他成了我生命中唯一的可依可靠的朋友。我有了解决不了的困难，就坦诚地向他开口，他也主动接济我。记得有一年到了腊月二十八，我什么年货也没有置办。可手里没有一分钱，望着年迈的母亲，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过年我自己吃好吃坏都无所谓，但不能让老母亲没有一个好心情！”我想借钱，可上下想想找不到可借的人家。就在这时，他骑着自行车慌慌张张地赶来。我问他：“有事？”他说：“过年了，知道你困难，给你送来五十块钱！”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五十块钱是可以好多事情的。我说：“老兄呀，你真是雪中送炭！”

还有一件事儿，那一年我和爱人去了浙江岳父家。他知道这件事儿。来年开春我从浙江回来，母亲把一提鸡蛋拎给我。我问母亲鸡蛋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张立岳送来的。”就在我思考这件事的时候，母亲说：“他说，我知道克鹏不在家，我来看看您！”听到这里，我的感动之情突然像江河裂口一样。我想：“张立岳对我的关心，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我让母亲把鸡蛋留下一半，剩余的一半让她提走。现在想想，在那贫穷的岁月中，这位兄长对我的关照真可谓无微不至！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期，我和爱人、孩子还住在两间土屋里。因房屋简陋，老鼠常常会在仰衬上奔跑的时候，不小心从仰衬上栽下来，好几次掉到我的脸上。当时我实在没钱盖房，不盖房又实在不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只能忍着贫穷盖房。这就决定了我盖房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除了砖和石块不是 自己生产外，所有的工匠活都靠找人帮忙干。

张立岳知道我困难，一有空，要么一个人来帮忙，要么带人和车来帮忙。作为一个村支书，来到工地上，或搬砖，或活泥……当时，他已是我们乡一位影响很大的支书，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几乎在全乡上下被传为佳话。工地上有这么一个有身份的人出现，一下子抬高了我的身价。他让我在求人帮忙的时候，多了许多底气。

我不知道真正的金石之友他们会怎样做，但我认为张立岳他是我一生难求的金石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