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作品烧成后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艺术效果，最顶级的大师也不可能说得准。为了追求完美，刘富安大师曾经亲手砸掉自己制作的几千件不满意的作品。”神垕镇上最为已故钧瓷大师刘富安佩服的顶级配釉大师辛国正憨笑着对南方日报记者说。满腔的河南调仿佛把记者拉回了那个中原腹地的千年古镇，在“雨过天青”的古钧窑旧址，领略着“客商遍地走，日进斗金钱”的繁荣景象和钧瓷文化的滥觞。
　　钧瓷自古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而著称于世，是泥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正因为釉烧的过程中存在着辛国正所说的这种连最高端的工艺师都难以掌握的不确定性，才造就了世人对窑变艺术的矢志不渝和如痴如醉的追求。
　　南方日报记者 冯善书
　　私营起步早拒绝规模化
　　辛国正是神垕镇上的顶级配釉大师。这个称号虽然没有被写在他创立的星神钧瓷艺术研究所的简介上，然而，却埋在不少当代钧瓷大师的心里。
　　在著名艺术家杨国辛看来，辛国正的这种能力一半是天生的，另一半是后天的努力。辛国正善于钻研且勤于钻研，在社会资本最为噪动的年代，他始终能够抵挡住资本的诱惑，把自己锁在一个自由的空间，去开展大量的纯学术性的实验，而超强的领悟能力和分析能力，则引领着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在各种配方实验和釉烧实验中快速向前突破。
　　被誉为“当代钧瓷第一人”、目前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负盛名的钧瓷大师刘富安，私下里便曾经对一些身边的艺术家“谦虚地”感慨说，自己拉坯拉不过杨志，配釉配不过辛国正。
　在成名的那么多工艺大师里边，辛国正算是很特立独行的一个人。早在1986年，他便离开国营东风瓷厂，开始在家里建窑，是镇上比较早“搞私营”的工艺师。刘富安有不少作品是跟辛国正合作、或者是在辛国正的厂里烧制的，原因就是辛国正的私营厂比国营厂方便。1990年，他俩合作的作品《高足碗》还曾在河南省第二届陶瓷艺术展拿过一等奖。那段时间，著名艺术家韩美林委托辛国正烧制的一批设计作品，也是刘富安推介的。后来刘富安离开国营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待在辛国正的厂里边，与他一起共事。
　　虽然在“搞私营”的路上起步比别人早，但是，辛国正却并没有把这种先发优势用在“上规模、扩产能”上。他是神垕镇上为数不多的至今没有让自己的作品走上规模化生产的工艺大师之一。2000年以后，他研制出来的许多钧釉配方和釉烧工艺，已经开始在圈内独树一帜，许多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其他大师无法企及的高度，一些商业嗅觉非常灵敏的商业集团便频频向辛国正伸出橄榄枝，希望以资本运作的方式与他合作，目的当然是在当代钧瓷艺术的领域借他的船出海。然而，对于这类邀约，辛国正一概予以婉拒。
　　拒绝的原因一方面是，辛国正更愿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去发挥他自己的工艺优势，从而有更多自由去钻研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是，某种危机感也在促使他不愿意这么快就把多年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交给别人。
　　配釉成核心竞争力
　　事实上，在钧瓷艺术界，对于制釉配方到底应不应该保密，一直是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
　　熟悉陶瓷史的人都知道，钧窑是我国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它的主要贡献在于烧制成艳丽绝伦的红釉钧瓷，从而开创了铜红釉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对一般的收藏家来说，钧瓷与其他瓷种相比，最特别也最神奇之处在于它的窑变。一件钧瓷成品，其身上所有的颜色都是在泥土与火互动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这也是古语常说的“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变化无穷的窑变艺术，使得钧瓷在以前一直被誉为中国“五大名瓷”之首。这一艺术在元代以后曾经销声匿迹数百年，在清末开始复苏，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迎来浴火重生。千百年来，神奇窑变的艺术魅力却能使得它的藏家如痴如醉。
　　虽然在烧制过程中，工艺师不会在泥土里人为添加任何的色彩。然而，一件瓷器最终能够在火焰的锻烧中达到什么样的窑变效果，跟釉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因此，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配釉成为烧制一件精品钧瓷的关键。几乎所有的钧瓷大师，都把配釉视为获得艺术突破的基础，因而，不同的大师对釉也拥有各种不同的独立配方。
　　“大多数人都把配方当成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一旦在某些方面钻研出了别人达不到的艺术效果，往往都会保密起来。”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跟辛国正一起合作烧瓷的杨国辛教授对记者说。曾经有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对这种由配方保密产生的行业壁垒很不以为然，譬如刘富安大师，就认为工艺师彼此间应该加强交流，对各种掌握的独家配方进行开放，只有通过不断地交叉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推动钧瓷艺术的不断进步。
　　不过，杨国辛却并不认为配方保密就是一件坏事。“如果大师们的创新配方得不到保护，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行业出现的产品，在艺术风格上高度趋同，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在钧瓷展览馆上所看到如此斑斓多彩的艺术种类。”他认为，配方保密，可以让每个人更有动力去钻研不同的东西，在生产实行差异化竞争，让收藏者们获得各种不同的艺术享受。
　　对话
　　钧瓷大师辛国正：
　　制瓷像做菜，材料和厨师都很重要
　简介：辛国正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1963年出生在钧瓷的发源地—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河南省陶瓷协会理事，星神陶瓷艺术研究所所长。他创造的釉色和釉质莹润浑厚、古朴典雅，在业内独树一帜。他创立的星神陶瓷艺术研究所，拥有各种设计制作品种一百多种类，成为钧瓷研究、发展、创新的领头羊。
　　南方日报：神垕镇上有大大小小的陶瓷企业数百家，有多少企业是生产收藏级的瓷器的？
　　辛国正：就算是具体到某一位师傅，能够称得上收藏级的作品，也是极少数的。刘富安大师生前亲手砸掉的不满意作品就有数千件。我自己每次开窑，也会发现大量的不合格作品。尽管想尽一切办法去控制那些可控的因素，但在同一个窑，有一半出品是合格的就已经很不错了。一件上等孤品，往往背负着一窑或几窑烧坏了的作品的成本，因而市场价值必然是奇货可居。
　　南方日报：掌握了配方，就能够烧出一窑好钧瓷来吗？
　　辛国正：做陶瓷其实跟做菜是差不多的，不但要有好的材料，而且要有好的厨师。同样的配方，给不同的人去釉烧，出来的效果很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此外，就算是同一个师傅，要同一个窑里边得到两件相同的作品也是非常难的。对钧瓷而言，无法控制的因素很多，更多时候，只有火能够告知我们最终的答案。
　　南方日报：什么样的釉色和釉质才能算是好釉？
　　辛国正：就单色釉来说，当然就是按照设想的标准把一个颜色做到毫无瑕疵。对于多色釉来说，则是越丰富越好，不同的颜色之间既讲究变化，又要讲究自然，最好是做出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效果，当然，这种效果应该符合艺术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
　　南方日报：您的价值取向是什么？
　　辛国正：艺术应该与自然相结合，把我们在自然界观察到的最美的东西，力求能够表现在陶瓷上。譬如传统钧瓷最经典的“雨过天青”，还有鸡血红、玫瑰黄等，都是来自自然界的本色和意境。
　　南方日报：这些价值取向是您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吗？
　　辛国正：应该说是我在几十年的理论学习中慢慢体悟出来的，甚至从其他学科上也吸取了营养。很多艺术家对我的艺术理论都有过影响，譬如韩美林、杨国辛、刘富安、王家斌、苗锡锦、李少翰等，他们不仅帮助我完善了知识结构，而且更新了价值观，一步步掌握了许多尖端的技艺，让我在继续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去开阔自己的国际视野、现代视野。
　　南方日报：作为一名大师，您觉得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辛国正：因为大家能拿到的材料基本上差不多，所以要做出一件真正能够让人叫好的瓷器出来，关键还是看你怎么理解美，怎么理解这些材料，然后再用一定的方法用这些材料把你所理解的美呈现出来，这就是考验你的价值的时候了。
　　南方日报：是什么力量驱使您在艺术上不断攀登？
　　辛国正：对自己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则源于对艺术那种无限可能性的向往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再厉害的大师，也会有很多事情你做不到的。甚至有些效果你以前曾经偶然得到过，现在也未必还能得到。这就是钧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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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钧瓷收藏掀起刘富安热
　　从去年春拍开始掀起的一股刘富安热，至今仍在引领着一批当代钧瓷大师的作品行情的不断飙升。
　　业界把2014年视为当代钧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已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当代钧瓷第一人刘富安的作品“益寿瓶”，以379.5万元的高价，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当代钧瓷成交纪录。而这一年，仅刘富安一个人，在拍卖市场上成交的作品就多达30件，加上韩美林、苗锡锦、晋佩章、任星航、杨国辛、辛国正等其他艺术家和工艺大师的作品，成交数量则多达上百件。
　　翻开陶瓷拍卖史，我们可以发现一大串让人眼花缭乱的与陶瓷有关的拍卖成交纪录。对比起这些动辄以过亿元成交的作品，一些人或许觉得钧瓷大师刘富安379.5万元的拍卖成交纪录未免过于寒酸。

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些人并没有注意到，凡是在国内外拍卖市场上以天文数字的价格成交的陶瓷作品，无不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存在的“老古董”，譬如2.45亿元成交的“鬼谷下山”是元代生产的青花瓷罐，而2.81亿港元成交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则是明代黄帝的御用瓷杯，与我们所说的“益寿瓶”这类当代艺术大师们创作的作品是两个概念。事实上，早在2011年7月，当刘富安大师的另一件钧瓷作品“大红袍钧瓷·梅瓶”在北京纳高春拍以134万元的成交价格荣登当代钧瓷艺术品拍卖价格之首时，他已经成为继顾景舟、王锡良、张松茂之后为数不多的作品价格过百万元的当代陶瓷艺术大师。

　　由此可见，对于当代陶瓷作品的市场价格，还远远无法跟元青花和明斗彩那些“老古董”相比，几百万元的成交纪录已经是很多当代大师级艺术家无法启及的高度。正因如此，业界也把刘富安比喻为钧瓷领域的顾景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