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芬奇大概也像任伯年和丰子恺一样观察过鸟类飞行，并且发现鸟类都喜好逆风飞行。艺博专能，可以通向一种大智大慧超常发挥的自由境界。能进入此种境界的艺术家，必定具有超凡脱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不仅是佛罗伦萨的大艺术家达·芬奇，吾国历代能一领风骚的大家，如张衡、苏轼、徐渭等也都如此。

　　俗话说，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凑热闹。那么，看画呢？

　　艺门百行，一行有一行的学问和讲究，隔行如隔山，行行不简单。看门道，就是懂行。书画的门道有深有浅，故而懂行亦有高低。譬如看画荷，看笔法看构图看设色，皆看者或远或近地绕图徘徊。如果透过唐代王维《山水论》的“山借树而为衣，树借山而为骨”来看，荷的干茎是骨，荷叶是衣，荷花则是颜面。此际，何主何宾，哪画是反宾为主、借宾形主，哪画是主宾对举、主宾陪衬，朗然自在。由此解读各家的苦心用心，化难从易，广阔当不限眼界。

　　如果单说画荷的干茎，不妨以张大千荷画为例。看出张大千画荷的干茎，是用中锋一气儿由上往下写出来的，应属方且入行。看出干茎欹斜有致，墨色自分上下又干湿轻重有别，知未必尽用退毫秃笔方显苍老，已渐近行家眼光。如果还能看出其荷叶的大小错落是依据干茎的欹斜和干湿轻重作出的自然搭配，而且大小荷叶翻上覆下，又各具书法笔意，用张大千的话说，他“画荷叶，就像汉朝人写隶书，用逆入反出笔”，那就绝非一般的行家了。如果再将两幅张大千不同时期的荷花图送到明鉴者面前，听听他们如何评鉴，那感觉那收获，无异于恭聆一堂讲座。

　　那一气儿写下的，如何协调墨色笔势方得挺拔秀劲气韵浑然，居然能道出干茎之间的呼吸照应；那巨幅的，干茎的半截由上而下，又半截由下逆反而上，中间如何对接、如何格奇笔正，皆有门道。若逢来客风雅，主客交谈投合，甚至还能奉告张大千早期的“一气儿写下”和晚年的“两截对接”之间的微妙差异，以及通幅如何气足力到，如何意造境生方显精神。听者忽地眼明心亮，渐入佳境，必然击节，也必然会对国艺的精蕴高深和画家惨淡经营的用心肃然起敬。如果听者不但为之倾倒，而且笃志用心，参禅悟道，就此面壁功成亦未可知。

　　中国书画是几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中华国艺。真正称得上经典的国艺作品，无论古今，门道都很高深。对国艺的敬畏，必须由衷的虔诚，说是对几千年中华大智大慧文化的崇敬膜拜，都不过分。入门懂行，就是解读精蕴高深。这个过程，大致由“看”开始，而后“读”与“作”，终成于“悟（晓声识器）”，循序渐进。如果“看”“读”的目的是为察以明鉴和学而致用的话，不仅要解读画意、画技、画理和画趣，还须了解其背景、创构，甚至生活酝酿和才能酝酿等，以便进一步读懂画者的所思所苦所用，方得谓之解画。

　　其实，这一看一读，可以引申许多话题。今人不太愿意研习技巧而喜谈“机巧”，因为技巧苦累费时而“机巧”便利速成，故“大厮”趁机蜂拥而出，把国艺搞得如此浅薄，还丁点儿罪过感都没有；而对古今吾国真正大师的书画精品如何看读，以及如何“识用活法”和修炼大师功的问题，却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宣传。举个例子，就说画家的生活酝酿吧。细心观赏过任伯年和齐白石画中寒雀的人，见寒雀羽毛蓬松，多不以为然。因为严寒让人缩颈裹衣，画中的寒雀怎么反而抖开羽毛露出肌肤呢？看得懂的，失语；看不懂的，小子称大，自以为有所发现，指出过大师笔下画雀的“破绽”。唯当年国画家钱松嵒卧冰踏雪仔细追踪观察过寒雀，又将春夏写生雀鸟的草稿和照片与之对比，方知“画家如果只画自己想当然的东西，错误会非常严重”。事实是，寒雀在严冬缩紧身体，肌肤发皱，根根羽毛直竖，显得蓬松异常，待至春夏天气渐暖，肌肤松弛舒展，羽毛紧贴身体，顺服滑润，体型又复归玲珑娇小。生活酝酿，必须靠画家自己长期下苦功积累，“走出去，亲自体察事物的细腻处，假手他人不得”，这也是一种大师功。现在有些书画家想当大师，却不愿修炼大师功，看画读画浅尝辄止，又懒于深沉思考，于是追逐时好，拜金如嗜，抱住画谱照猫画虎涂抹一番，自诩创新，实则游戏，不过欺人而已。

　　言及寒雀，自然会想到春燕。过去有人看见丰子恺先生画燕飞柳枝，时有小燕逆风而飞的画面，很是奇怪。谦虚者不明就里，前去请教先生；自以为是者说丰先生不善画燕，“画里的燕子怎么这样飞呀，柳枝和燕子的方向都一顺溜啦”，曾当面向他表示过不理解。对这两种人，丰先生的回答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你只要细心观测，就会发现小燕子很会利用逆风风力，而且逆风飞行的姿态非常优美，更适合入画……”

　　以前听书法家、佛学家虞愚先生讲上述事时，只是佩服丰先生的观察力。虞先生经常给“丰氏儿童画”题诗，二老相交甚厚，他认为“丰先生富有童心，像他那样用童眼童心去观察和感悟周围人与事的，古今无有二人”。近代大画家任伯年也不止一次地画过《风柳群燕》。画中燕子昂首迎风的矫健姿态，也同样令人过目难忘。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读到达·芬奇（1452—1519）的《论鸟飞行》，方知小鸟逆风飞行的一些科学道理，不由得为那些聪明而勇敢的小鸟叫好，亦深感此前对任伯年和丰子恺的“画燕逆飞”了解太过肤浅。

　　想当然，是半知者的通病。以为柔弱的小燕子飞翔时巧借风力，必定喜好顺风飞行，却不知飞鸟（包括小燕子）都习惯利用逆风飞行，这样既轻便省力又自由惬意，而且这种特殊的能力似乎与生俱来，连雏鸟试飞也不例外。世界的奇妙往往呈现异乎寻常的风景。都以为顺水有利行舟，由此推断顺风也会有利于人类上天，结果屡试屡败，没承想，成功的事实往往与之相反，犹如寒雀不会像人一样缩颈裹衣。

　　说画燕逆飞，不可能绕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达·芬奇。他的伟大，够写几部厚厚的书。他的兴趣广泛，涉及艺术、建筑、医疗、兵器、飞行、水利等多种领域，正因为他在诸多领域的成就出类拔萃，所以后世人们都心悦诚服奉他为至高无上的大师。达·芬奇大概也像任伯年和丰子恺一样观察过鸟类飞行，并且发现鸟类都喜好逆风飞行，只是达·芬奇进一步对各种飞鸟进行了解剖，并废寝忘食地作了无数次水流模拟的实验，从而获得了包括鸟翅对空气压缩后产生的反作用力和切角等重要数据。就这样，达·芬奇的研究居然让鸟类的逆风飞行获得了人类实现“飞天梦想”的秘密钥匙。这个发现和结论，比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整整早了二百年。

　　达·芬奇是否也像后来的中国画家任伯年和丰子恺那样画过小燕逆飞呢？

　　18世纪末，威震欧洲的拿破仑（1769—1821）获得了达·芬奇《论鸟飞行》的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降落伞、直升飞机等）的设计草图，并将这些战利品带回了法国。那时，拿破仑一眼看中的只是达·芬奇手绘草图的绘画艺术价值，然而在科学家的眼里，“这是一座无法估价的科学宝库”。正是这部书，后来使达·芬奇获得了“航空科学先知（即研究创始人）”的至高荣誉。也就是说，虽然尚不能判断达·芬奇是否画过迎风逆飞的小鸟，但将崭新的飞行原理和着他的心血理想一起成功融入诸多飞行器的设计草图，却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人类创造性思维的专家一向认为，艺博专能是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艺术家普遍具有的特质。只不过达·芬奇的超常发挥，突出地表明广博的涉猎可以使艺术家具有更加科学发展的创造能力。文明发展的进程和时代需要艺术大师，除了人文大背景大气场的原因之外，艺术家缺乏博大胸怀和思想高原，巍峨巨峰的矗立仍然会很遥远。这一点，肯定让今天那些以为“一技鲜，吃遍天”和懒于深沉思考的习艺者感到意外，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博大辉煌，纵有当时人文大背景大气场的作用，的确不是几个艺专一能的大师烛照出来的，更不会是伪饰炒作吆喝出来的。

　　艺博专能，可以通向一种大智大慧超常发挥的自由境界。能进入此种境界的艺术家，必定具有超凡脱俗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不仅是佛罗伦萨的大艺术家达·芬奇，吾国历代能一领风骚的大家，如张衡、苏轼、徐渭等也都如此。看来，对任伯年、丰子恺等艺术家具有科学家洞彻事物的眼睛，今天的欣赏者真的不必大惊小怪了。

　　事实上，很多伟大的创造都原本平凡，而平凡中又有多少出自梦想开始的童年？观察鸟儿的飞行，不只供那些悠闲的少年娱目怡心，还能丰富智慧，启迪诗情画意般的想象力。即使稍纵即逝，如果有人留心关注，就不会是匆匆过眼的烟云。世上确实有不少昭示文明进步的东西，萌生于童年的梦想而后才显示出非同寻常的伟大。与观察启迪且慧烛长明一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相比，关乎画眼抑或科学之眼，又算得上什么呢？就像1798年英国航空科学家乔治·凯利（1773—1858），他设计出最早的直升飞行器并实践了飞行计划，其创意即是来自童年玩耍过的中国玩具“竹蜻蜓”。百余年后，“竹蜻蜓”加上达·芬奇的直升飞行器的设计草图又变幻成了俄国飞行家伊戈尔·西科斯基（1889—1972）实现童年梦想的趣味飞行。当伊戈尔·西科斯基的公司在1931年秋正式向泛美航空公司交付第一架“S-42四发水上飞机”的时候，他非常感谢中国的“竹蜻蜓”，并且动情地认定“现在大家看到的正是我30年前童年梦中的那个座舱”。

　　古代传至欧洲的中国玩具“竹蜻蜓”是否与中国古籍中再三出现过的“木鸢”“木鹊”“木鸡”等有关，尚有待考证，但它形似一种能盘旋凌空的陀螺飞行器，大概没有争议。据《抱朴子》的“刻木鸡以厉天”，又《韩非子·外储》记“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飞）一日而败”，以及“鲁般（班）作木鸢乘之以飞”（见《酉阳杂俎》），“公输子（公输般）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见《墨子》），那些能飞上天空的奇妙物件，肯定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空模型。虽然公输子作木鹊“以窥宋城”，也不排斥捎带点军事侦窥的目的，但笔者深信，探索飞行奥秘的初衷都充满着可爱可亲的稚气。换个说法，萌生伟大创造力的因子，或可就漂浮在那些善于观察和遐想的图画般的脑海里。由观察翱翔到羡慕鸟儿，到插羽学鸟，到削竹木做些飞行玩具，最初的想法无疑都来自天真的童心和灵慧。只是这些成败转头即空的代价，没有让中国人率先发现鸟类的逆风飞行是人类最终实现“飞天梦想”的秘密钥匙，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古今有多少人观察过神秘的天空和其间翱翔的无数飞鸟，唯独大艺术家达·芬奇在15世纪写出了《论鸟飞行》，并且画出了逝后400年才有的部分飞行器（包括直升飞机）草图，为人类随鸟飞行的梦想化作现实迈出了伟大的一步。如果将顺风飞行看做理所当然，谁都不敢悖行思考，甚至连写画小燕逆风飞行的事情都不敢作为的话，还能有今天的“日行千万里，振翼上云天”吗？开始将鸟的逆风飞行作为人类上天思维的突破口，应该不仅仅是偶试聪明。

　　思绪至此，很容易想起19世纪初叶法国的对英海战。当时死抱着“木制船尚且会被击沉，铁制甲板的舰船无异于自取灭亡”成见的，正是拿破仑。他拒绝了设计铁甲舰船的崇拜者的革命性建议，最后让法国的木制海船颠覆大海也未能越过英吉利海峡。等到半个世纪后的1859年，法国建成排水量高达5600吨的“光荣号”远洋铁甲舰时，清醒了的法国人一边得意地赞誉“光荣号”为“不沉之舟”，一边谴责38年前病逝的拿破仑是“愚蠢的科西嘉小子”。如果童年的拿破仑躺在草地上观察鸟儿时，注意过逆风飞行并为之心动，也拿起画笔画过鸟儿逆风飞行；如果中年的拿破仑带回达·芬奇的《论鸟飞行》手稿及其诸多飞行器设计草图时能耐心地翻读一下，或许会有助于激活拿破仑的创造性思维，那么19世纪初叶欧洲的历史可能重新书写。

　　看画看门道的，不能光看红红绿绿。书画艺术与科学，隔行隔山，但二者的观察和浮想联翩之间不存在宇宙距离。将气象万千的缤纷世界呈现给喜欢观察和思考的孩子们时，上帝从不过问他们将来会是书画家还是科学家。今天的看画读画者，若能驰骋想象，放开眼界，重新审视任伯年和丰子恺的画燕，翻检一些小燕逆风飞行后面的故事，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去遐想一番，应该不是多此一举。如果审视翻检和遐想之后，觉得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如此有趣，竟然没有隔行如隔山的拘束限制，料也不难理解书画家黄宾虹对文学家傅雷先生说“以有限读知无限”的那句名言，有多么深长的意味。

　　（作者为书法家、学者、诗人）